文字是人类文明伊始的标志。马克思在论说人类社会“文明期”时曾经这样说过：“这一时期开始于拼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学作品的编写；石刻象形文字具有同等重要性。”因为文字产生对文明到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有关我国文字的起源问题，历来便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和重视。

著名的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于1957年发现。当1960年采集到的三件刻画图像陶文的大口尊（简称陶文）公布于世后，在国内外反映极为强烈，并成为历史、考古、古文字、美术及天文学界专家学者的研究热点，且研究成果颇丰。就文字学领域而言，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结论是：莒县陵阳河遗址发现的陶尊文字是现行汉字的初型或远祖，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其成型时期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距今五千年左右，比甲骨文尚早1500余年。

吹尽黄沙始现身——陶尊文字的发现

典籍记载，莒为上古少皞之后。莒地地处东方，故相沿而称之为东夷。这里地连海岱，沂沭纵贯，水草丰美，地壤肥沃，自然条件优越，考古资料表明，这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1979至1983年期间，继出土三件刻画陶文的大口尊之后，在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等三处大汶口文化遗址相继科学发掘，又出土了一批陶文。至此，莒县已有三处遗址出土陶文，共发现20余个单字。同时期，诸城前3寨亦采集到一陶文残片。这些陶文，皆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中的大口尊上，且地域较为集中，多在古莒氏部落的沭水流域周围。

有人曾言，大汶口文化更应称作陵阳河文化。理由是陵阳河遗址出土的陶文更丰富，更有代表性。且泰安大汶口墓地发掘在1959年，只发现一枚单字，而在此之前两年的1957年，莒县群众就在疏通河道过程中，发现陶尊文字“  ”与“炅”。不过，陵阳河遗址由山东省博物馆组织的大规模发掘是在1963年至1979年。当然，对一种文化现象的命名是严肃的，即以发表时间早晚而言，且已经约定俗成。上述想法，不过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愿望罢了。

在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及诸城前寨四处遗址，共发现陶尊文字17枚，刻画图像3枚。其中：

“  ”，1960年发现于陵阳河遗址，系采集品。

“ ”，1960年采集于陵阳河遗址。

“ ”，1960年出土于陵阳河遗址，系采集品。

“ ”，1960年采于陵阳河遗址，另一件系发掘品，1979年出土于陵阳河，还有一个残品，亦在陵阳河遗址采集。

“  ”，两个，一个是1976年采集于陵阳河遗址，另一个和陶文“  ”同刻一器之背面。

“  ”，1979年发掘于陵阳河遗址。

“ ”，两个。一为发掘品，下部涂朱，1979年出土于陵阳河遗址，另一件于1979年采集。

“ ”，发掘品。1979年陵阳河遗址出土。而另一个与陶文“  ”同刻于一器，位置在器之下部。

“ ”，1979年，大朱家村遗址出土。

“ ”，大朱家遗址出土。

“ ”，大朱家村遗址采集品。

“ ”，大朱家村遗址出土。

“ ”，1985年发掘于大朱家村遗址。

“ ”，杭头遗址出土。

“ ”，杭头遗址出土。

“ ”，诸城前寨遗址采集品。

道论本源亦纷纭——陶尊文字的解读

最早论及陶尊文字（即莒县陶文）的，是于省吾先生，他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引述了陵阳河发现的“ ”，将其解释为“旦”字，并谓云气承托着初出山的太阳，早晨旦明的景象苑然如绘。

继之，唐兰先生认为陶文“是很进步的文字”，并将“  ”、“  ”、“ ”三字，分别释为炅、戉（钺）、斤等字。且称：“由于大汶口文化陵阳河遗址和前寨遗址中陶器文字的发现，是商周以前的图像文字体系，至少可以推到5000年以前了。

李学勤先生认为，“ ”、“”可释为“皇”、“封”字。在《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一文中，他说，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尊上特有的符，有不少考古文字学界的专家进行考释，都同意是文字。在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陶尊、单字有十几种之多。它的结构和我国古代甲骨文、青铜器铭刻上的象形文字十分相近。

裘锡圭先生认为，大汶口文化的陶文是原始文字。它们跟古汉字相似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它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高明先生认为，“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时代最早的陶文，应该以莒县陵阳河与诸城前寨等遗址出土的陶文为冠”。

台湾学者李孝定说：“它们太像后世的文字了，其系文字不容否认”。

香港学者张光裕先生云：“陵阳河出土陶文中的‘口’字，从文字的观点来看，显然已逐渐脱离刻符或字形的范畴，而进入了‘会意字’的阶段。”

也有一些学者从天文方面对此进行研究，认为莒地先民早在5000年前，就有着发达的天文历法，他们已有了“四时”（四季）的概念，懂得春秋二分，尽管角度不同，但也认为陶文属文字。

三十多年的研究探索，国内学界意见渐趋一致，认为大汶口文化的陶文是文字。至于存在的分歧，即对其发展阶段的估计，或认为是“处在原始阶段的象形文字”，或认为是作为文字萌芽的“图像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涉入其中，并出现了多角度、跨学科的探索，五千年的莒县陶文正把人们引进了一个道究天然、物论本源的迷人世界。

薪火相传播文明——对陶文的再认识

1994年，王树明先生在其论著中述及：古史传说与考古发现证明，莒县陶尊文字是少皞之后帝舜太昊部族所为，这已为中国史学界、考古学界所公认。帝舜太昊氏，就是三代圣王中的商人远祖帝喾。因之，五千年后重见天日的莒县陶文应是殷商远祖的物质文化。这恰与《尚书·多士》中“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历史记载相符。由之，王树明先生推论说：“在夏、商、周三代圣王之中，只有殷商远祖留下其早最使用的文字，进一步说，只有莒县发现的陶文，才是中国人民最早使用的文字。

仅从莒县三处遗址中出土的陶文来看，它在陵阳河遗址中期开始出现，晚期发现渐多。这证明它延续时间之长，它的发展有其传承关系。它还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特点，即陶文的刻画部位较为统一，均刻于陶尊口沿下10厘米左右，腹上特定显赫之处。再视其字体之工整、严谨和熟练苍劲的笔力来分析，足以证明这些陶文已不是出于刚刚萌芽的阶段，而是经过长期酝酿才产生的。

陶文的刻画是当时人们在长期的日常生活和同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对各种事物的观察，对自然景观的记录与描述，或是用于实际生产、生活，或用于祭祀。不管怎么讲，陶文是有现实意义的。它是因形见义的产物，是有形可识、有义可辨的。至于它的读音，当时人们应是会识读的，只是时间久远失传罢了。比如陶文“  ”，北起诸城前寨，莒县大朱家村、陵阳河与杭头，向南到安徽尉迟寺等，南京北阴阳营等地都有类似发现。这样，在南北相距千里的地域内发现这样类似的陶文，绝非偶然巧合，它应是一定范围内通用的文字，甚至其应用范围可能比目前考古资料的证实的还要广泛一些。

陶文是继结绳刻画记事而进入摹拟物体形象概念的图像文字，它是伴随着生产、生活应用，不断丰富和累积，由少到多的发展成长过程。甲骨文作为一种系统的文字，在此之前，它定有一个阶段是不系统的，或者说是零星的单字，或者是反映一个概念的会意字，这就是发展规律。从这一意义上说，莒县陶文是甲骨文的源泉，是汉字的萌芽阶段，为文字的祖形，它也具备了汉字的音、形、义的因素，并正向臻于成熟的汉字发展。

陵阳河遗址出土的莒县陶文，充分表明了莒文化是中华文明大格局形成的重要文化源头。它和巍然峙立三千五百年的古银杏一起，成为这一文明古国的象征和标志。凭籍这一蕴涵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近年来，莒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文化旅游资源的整合开发，提出了建设“中国文字城”的构想，并在首届山东（国际）文化博览会上成功签约，计划投资2.7亿元，建设史前文明文化景观，展示中国文字发展历程，打造具有浓郁中国风采的特色文化名片，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做出应有的贡献。(莒县县委宣传部     宓连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