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山东新闻5月14日电 (王俊卿)5月10日，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及《当代儒学》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当代儒学与现代新儒学”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成功举办。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兰州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参会。

　　开幕环节由山东大学教授徐庆文主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党委书记、执行院长王加华教授、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主任暨《当代儒学》主编杨永明教授、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王定宇编审分别致辞。

　　清华大学教授任剑涛以《现代内外与“现代新儒学”建构》为题，在严格的意义上界定了“现代新儒学”。他指出，“现代”是现代新儒学的社会属性，“新”则表示其知识性创新。在这个意义上，很多所谓的“现代新儒学”是“名不副实”的。现代新儒学首先要明确自身的“现代”属性，而不能先强调“儒学”属性，否则容易导致否定现代属性。在“现代”与“儒学”之间如何抉择，是儒学现代转向必须思考的知识前提。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胡骄键在会上阐释儒家之道究竟是德治还是情治。他认为，儒家思想中蕴含的“情治”传统可以作为突破“徳治”困境的有益尝试，因为“情治”不预设超越性的政治主体，而是肯定每个人的主体性，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这种理解更符合现代政治理念，能够避免德治主义将民众客体化的倾向。

　　华东师范大学方旭东教授以《分析儒学在世界》为题，勾勒了“分析儒学”的发展谱系。他认为，张岱年、陈来是“分析儒学”在中国内地的代表，张岱年的学术在学术史上被称为“解析的唯物主义”，陈来在某种意义上也继承了张岱年先生的分析特点。在欧美地区，英国的Graham(葛瑞汉)、刘殿爵，美国的Munro(孟旦)、D.S.Nivison(倪德卫)、David Wong(黄百锐)以及德国的Heiner Roetz(罗哲海)等汉学家也可以被纳入“分析儒学”的范围。

　　从道、统、经三个关键词出发，山东大学教授赵卫东梳理了儒学在不同时代的范式转换，提出儒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在牟宗三“三期说”的基础上添加汉代儒学，进而分为先秦儒学、汉代儒学、宋明儒学、当代新儒学四种范式。基于儒学发展中的范式转变，赵卫东指出，儒学的发展创新必须要坚持现实关怀与时代自觉、坚持构建哲学体系与制度设计并重、坚持恪守儒家仁义道德的根本精神、坚持生命的学问这一传统。

　　山东大学教授郭萍围绕“当代儒学研究方法论之思”的主题发言。“儒学现代转型的要旨不仅是进行现代价值观念的表达，而且应当引导现代价值的兑现，因此儒学的理论探索应当具有实践属性。”郭萍说，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新儒学虽然进行了理论形态的创新，但依然是一种书斋儒学。当代儒学借鉴现象学方法，展开前对象化、前概念化的生存论阐释，呈现了主与客、思与行的关联一体性，具有实践性、行动性意味，但是在“兑现”现代价值的制度建构、政治实践的方面，其方法论效用仍然薄弱。为此，当代儒学有必要借鉴实用主义哲学方法，从当下经验之流的意义上理解生活本身，但同时重视理性分析，以科学探究的方法切实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使生活之流得以继续。这或可为当代儒学兑现现代价值的思考提供一种方法论。

　　当天，在闭幕式环节，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进行了学术总结，归纳了本次会议聚焦的三个重大问题：首先，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在什么意义上是“儒学”？进而，究竟什么是“儒学”？最终，21世纪的“当代儒学”究竟应当做什么？他特别指出。尽管与会学者就相关问题发表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并进行了热烈的思想辩论，但这些重大问题将长期存在，需要当代儒者不断审视，反复思考。(完)